王興舟|在滑師的日子里
更新時間:2024-09-20 關注:148
我離開滑師已有很長很長時間,彈指一揮間,馬上就快四十年了。
滑師的全稱是滑縣師范學校,在滑縣遠離縣城的古鎮上,當時它的四周有三面都是田野,后面有大面積的黃河遺留下來的沙丘,沙丘上長滿了刺槐,蓊郁綿延,蔚然成林。一條公路從旁邊通過,直通濮陽。20世紀80年代初,東濮油田剛剛興建,路上奔馳著的多是載重的大卡車,也有拉載麥秸如山的小馬車。一條淌著微水的小河在校門前蜿蜒,淺水靜流,幾乎聽不到水流的聲音,河道被水纏繞成無數的微甸,甸上滿是簇擁著綠綠的青草和無數的小花,還有那飄若白云的羊、散如群星的鳥。甸與甸之間跨步可過,就像是一塊塊路墊,踏上去那酥酥軟軟的感覺,若踏云追霞般的絢麗。印象最深還是那破爛不堪的校園,到處是雜草、亂樹和瓦礫,每周的勞動課,不是鏟草,就是清運,但也奇怪,兩年的學習時光結束時,校園里雜草仍在瘋長,瓦礫遍地還是。
20世紀80年代初,那還不是太遙遠的回憶。想起我的滑師生活,雖然青春燦爛,但苦寒的記憶,讓我回想起來不免還有點局促,隨著時光不可置疑的逝去,當年自己身上發生的肉體與渴望、生存與生活、現實與理想的沖突,時間久了,竟成為敏感的命題,總在糾纏著你的情絲,但日子常常狼狽,炫耀成功無期,每每思之,也是夜不能寐。那時候恢復高考才幾年,一些新生并非直接從中學而來,而是來自社會的各個行業,所以同學之間年齡差距很大,最大與最小能差十多歲。忽然有了讀書深造的機會,大家都很珍惜,也很欣喜。
學校的教室是兩排磚混結構的老瓦房,不比我在中學時的條件好,燈管懸在空中,開門關窗凡有點風,它都會晃悠半天。還真有一次正上課呢,燈管突然掉下來,摔在地上變得粉碎,但除了引起一陣小騷亂外,所幸并未傷及到人。后來,這些燈管被幾位年紀稍大的同學乘課余時間全部固定好了。我們的男生寢室是在學校操場旁新建的紅磚簡易平房,一間寢室擠進去20多人,分上下鋪。每天晚上,在部隊當過班長的雷云峰不知要吆喝上多少回大家才能靜下來。睡在這樣的寢室里,簡直就是夏天雨后的池塘,蛙鳴十里,鼾聲都能把寢室的屋頂給抬起來,但時間長了,一切都成了催眠曲。當時每間寢室學校都配了一個大塑料桶備夜用,每天的值日生負責清理與傾倒。有時,因它會產生些瑣碎小事,也會在同學間產生矛盾和不愉快。那時夜靜,人入睡之后,大家你來我往,撒尿聲也是通宵不斷,有些人驚夜而醒多是因為撒尿聲擾,脾氣不好的同學會嘟囔、斥責,甚至是謾罵,由此也產生拌嘴、吵鬧,甚至是打架。夏夜還好,同學多外出解手,但冬夜寒冷,尿桶滿了,有的同學還照撒不管,結果搞得尿流滿地,臊氣盈室。值日生鬧起情緒來,尿桶竟能放在寢室一天都不去動。同學們就在這滿是尿臊的寢室里議論來議論去,又是立制度,又是發警告的,鬧騰個不停,真像某些國家和地區的議會,不僅是動口舌,還有拳腳行。
我們的學生食堂可是個大場面呢,前面有個偌大的廣場。每到飯時,同學們如魚洄流,匯集于此,排起很長很長的隊,熙熙攘攘,就像個熱熱鬧鬧的農村大集。每個人買了菜買飯,買了飯買饃,饃還分著黑白,都不在同一個窗口賣,因此吃頓飯要費好多的周折才能弄齊。后來,我與三個同學組團,各拿菜票、飯票、黑白饃票,每人只用排一次隊,飯菜饃四份便可全部搞定,真是節省了不少時間。再說四個人每天蹲成一圈共餐,邊吃邊說,邊笑邊樂,每頓飯都有聚餐的味道,很是溫馨!也有一次,因我班一位同學買飯時受到炊事員的嘲弄,于是同學們氣憤不過,群起而鬧,與炊事員打了一次規模不小的群架。誰知那位炊事員竟然是老師的兒子,老師在課堂上一而再地致歉,弄得大家都十分尷尬。結果此事在全校先是當壯舉傳為佳話,后來又視孟浪成了笑談。
由于學校是新建的,我們到校時還沒有一個像樣的圖書館,幾乎沒有什么古籍老版的圖書,文史類的書籍都是新購的當時流行的作品,記得傳閱最多的書是戴厚英的《人啊,人!》。但學校是原縣委黨校的底子,所以黨史和馬列原著多,喜歡政治的同學啃原著的不在少數。我那時也就是十七八歲,也幻想著知識可以化一切陳腐為神奇,便硬是想開辟一條路,哪怕只是到達自己的夢境邊緣也罷,于是發瘋、發狠地學習,總覺得自己的推理比一切概念定律都偉大,不但敢于對自己施虐,也敢于向不可能挑戰。就這樣螞蟻啃骨頭,硬是把《資本論》囫圇吞棗地啃完了,還煞有介事地寫了一些關于剩余價值方面的文章。那時,啃那樣大部頭的經典原著,顯然是小牛拉大車,很是吃力啊!但興趣、樂趣、情趣皆濃,所以也就不知天高地厚地讀了,還在一本本練習簿上寫滿了讀書筆記。由于這部著作的引導,又進一步閱讀了與之相關的理論著作,這使我比較早地接觸到比原著更實際、更復雜的農村改革實踐。我企圖以自己的行動參與社會問題的解決,似是有模有樣,但所學的知識與實際情況結合起來,卻是那樣的困難,這突出反映在當時我寫的一篇考察報告《不能走那條路》上。現在憶來,那是一篇用孩子的眼光和成人的語言向社會表達的一種意愿,青澀、幼稚而懵懂。那時尚未成年的自己,就這樣在時代的浪潮涌動中,無所顧忌地過早成熟了。回想滑師兩年的學習生活,那確實是一段神秘莫測的時光,那時的情感真摯而沖動,像從山崖奔瀉下來的山溪,歡快而執著,對一切都充滿了好奇,心氣很高,什么都想知道,什么都想嘗試,全然不顧家庭與自身的條件限制,莽莽撞撞地把心胸徹底打開,迎接著變革時代初期的激蕩與陣痛,自認為在學習和比較中增長了鑒別力,于是,誰先闖進心里來,就先擁抱誰,結果到后來竟然都虛無成了縹緲的云煙。好在當時教政治的劉老師,他先鼓勵,后提醒,費盡心思,好不容易才把我們從好高騖遠的虛幻中拉回來,但那不羈的心野,不甘現狀、急于突破的心思還有,雖然沒有因此成就什么,不過那份孜孜好學的因子卻留了下來。
“文革”之后人才匱乏,新組建的學校,師資力量更是薄弱。我們的老師,有的是從鄉下平反歸來的老先生,右派帽子剛摘,教課的謹慎和小心還在,一副畏懼謹慎的形象。有些工農兵學員出身的教師,雖然氣宇軒昂,但露怯處常有,常常把一些平時慣用的成語都讀白了字。有一次,老師把姓“單”(shàn)的同學讀成“dān”,那位同學當堂而起,連忙糾正。有的老師是從中學調過來的,雖然教課扎實,但臉橫如板,仍像帶小孩似的管教,年齡大一些的同學常常為之不屑,不服管教,不時也讓他們下不了臺,出現些僵持與尷尬,最后都不了了之。倒是從高校新畢業的老師,帶來了一股新風,特別是我們的班主任邢老師,課堂內外與同學們交流多,身段低,相處樂,吃喝玩也常和學生在一起。有時節假日回家了,他還把自己宿舍的鑰匙留下來,讓一些好學的同學有個僻靜的去處。師生關系相處得恰如春水。這讓我想起孫犁先生在回憶他在安國縣上高小時寫過的一段話:“學校的教學質量,我不好評議,只記得那些老師,卻是循規蹈矩,借以糊口,并沒有什么先進突出之處。”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雷班長帶人到校教導處請愿,撤換了同學們不滿意的倆老師。正是這樣的情況,兩年的學習生活,讓我記住又崇拜的老師并不多。幾個調皮的同學晚自習后,在講臺上模仿一些老師上課,拖著老師特有的腔調,揮著老師招牌式的動作,惟妙惟肖地表演,常常引起同學們一片嬉笑和叫喊。當然,出老師洋相、開老師玩笑的惡作劇當場被老師逮住的也有,但訓斥一番回來,臉上還是一堆壞笑,滿是炫耀的神采。賈姓同學在日記上寫了老師的“風流韻事”,忘記合上本,老師恰坐其位上閑看,被氣得惱羞成怒,好幾天都沒到班上來。不管怎么樣,由于“文革”荒廢的時光多,總算有了以讀書為榮的時代,所以同學們刻苦學習的氛圍濃。當時,一個姓王的同學與賈璐同學比賽熬夜,結果終沒抵過賈璐那苦學的恒心,敗下陣來。那時這個小小的師范學校的班級里,做學術夢的人還不在少數呢。盡管我們當時的目標從來就不是做專家、當學者,只是面對交織復雜的時代,在“八十年代新一輩”的激勵下,深感自己的知識儲備如此不足的清醒與憂患。那時候,我們有思想,但想法太多,所以雜亂如荒草;我們有奮斗,但標準太高了,所以半途而廢的多;我們有追求,但目標太多又不切實際,所以縱情一歌,又常常找不準調門,覓不到韻腳。但是,“時人莫小池中水,淺處無妨有臥龍”,我們班后來還真有了全國著名的學者和劇作家,盡管鳳毛麟角,也是熠熠生輝啊!
那時改革開放剛剛啟動,我們的祖國百廢待興,新舊的觀念此消彼長,都在慢慢地轉化著,再加上我們這些來自農村的學生,家鄉正在進行聯產承包的推廣工作,土地分包到戶,父輩們一時從大集體的體制走不出來,他們的情緒和思想,不免會影響到學校來。當時,思想觀念里階級斗爭的意識尚濃,因此根據家境、思想與愛好,同學中形成了許許多多的小組、小派,還邀一些校外的人過來談詩、談政治 、談表演和戲劇……思想異常活躍,清談氣氛濃厚,行為也多有點率直,又喜歡雅集,常喝酒縱歌,喝得你不是你、我不是我的。那微醺小醉的樣兒,現在想來還是那樣的美妙,確有陶潛“我醉欲眠,卿可去”的灑脫。下苦功夫的同學悄悄創作作品的也有,那時年輕氣盛,揚帆風滿,心比天高,竟瞄準經典著作挑刺或顛覆。賈璐同學兩年內自學完成了大學中文系的全部課程,尤其對王力先生的《古代漢語》下功夫最大。在讀《晉靈公不君》時,對王力先生解釋的“置諸畚”有疑,便去長信給王力先生,提出自己的見解。王力先生很快回信,給予他熱情洋溢的鼓勵,并介紹《春秋公羊傳》給他看,這在全班引起不小的轟動。受此影響,讀原著的同學也有不少對正在閱讀的經典提出自己的疑問來。那時,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專家不時會給某位同學發來信函,大大長長的信封,格外地顯眼,但內容大都是信已收到、表示感謝之類的話,所提建議被采納和肯定的未再有例,但這絲毫沒有減弱和影響同學們求知求學過問政治的熱情,于是心思更大的同學竟然寫起了體量更大的論文。我們班這一有點懸空的情況,引起了校黨委的高度重視,班主任也苦口婆心地講現在的主要任務是學知識、打基礎,不要脫離實際。校方還適時在校廣播站開設諸如《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九十周年》之類的專欄予以播放,有針對性地進行疏導。同學們利用這些陣地,還有黑板報,也爭論一些問題,有時竟敏感得令人不安。我們成長的過程是一個不斷建立又不斷毀滅的過程,人物也好,事件也好,不斷地去接受,又不斷地在顛覆,心里始終沒有一個長久的、穩定的東西作支撐,所以內心的矛盾總是將該要顯示的方面都給抵消殆盡。那時把追求反思與探索為旗幟的朦朧詩派當作崇拜的偶像,幾個同學成天價日地把“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,我卻用它尋找光明”掛在嘴上,好像不來點憂郁就不算成熟一樣,傾情自己,憂慮未來。當時,同學們開始對課本里主張的思想懷疑起來,常常出現“原則性的分歧”,什么理論呀,觀點呀,在爭論時,大都是自命高深,像占領高地一樣,沖勁十足,互不讓人,個個金剛怒目,叱咤凌厲。年齡大一些的同學憑借閱歷深邃,似有洞徹之見,語言犀利,常常唬得我們不敢開口接話,對于人物的評價都溢出了當時的語境和口徑,一些同學因此爭得面紅耳赤,氣憤難平,甚至積怨致惱,一言不合便會拔劍而起,所以也因爭論發生過小斗小毆,但也沒有產生出領袖群倫的人物。還有一次,因中國女排第一次奪得世界冠軍,大家興奮難耐,熱情難以遏止,便組織了一次游行,喊著“振興中華”的口號,向著街上走去。大門夜鎖不開,便翻門而出,在夜色闌珊、行人稀少的古鎮老街上轉悠了半夜,才興高采烈地回來。所有這些都讓校教導處的老師搖頭稱苦,說這班文科生就是不安分啊!當然,由于不堪承受之重,那時候同學留下創傷的也不少,不僅有政治方面的,其他方面的情況都有,什么流產的紀念會、生煤火事件、臭豆腐風波等,以至于30多年后談起那些往事,很多同學還是感慨萬分。其實,那些微傷的記憶,都是因為當時那個來歷不明、虛無縹緲的夢啊!
當時學校的文藝生活還是很豐富的。學校定期舉行文藝演出,一些愛好文藝的同學參與的積極性很高,有寫劇本的,有練歌舞的,有排小戲的,走幽默一線的還演練著啞劇和相聲。大同學郭睿的小提琴,時常撂在床鋪上,一有空閑就拉上幾曲,婉轉悠揚,時而清脆如群鳥齊鳴,時而傾瀉若泉水叮咚,不徐不疾,得之于手而應于心,口雖不能言,而樂盡解人意,功非一日,藝已成塔,水平已是相當高了。因此,我們班在校文藝演出中屢屢獲獎,出夠了風頭。近40年了,同學們見面還稱呼著他們在舞臺上角色的名字呢!當時,每逢周六的晚上,在校大門外的土路上就會放一場電影。同學們與周圍的村民聚集在一處觀看,夏天天氣炎熱,人頭和蚊蟲攢動是影,人有動作,或是風兒掠過,都會飛揚起一片塵土,沒風的夜晚,還會熱得一身透汗。那些好表現的同學,放映前在鏡頭里剪裁幾個夸張的動作,映在銀幕上。寒冷的季節,很少放映電影,露天太冷,觀眾邊看邊跺腳,比電影里的聲音還要大。放映員穿著厚厚的軍大衣,也是抵頂不住,所以草草收場的多。看電影時,夏天的夜蟲紛飛與冬季的雪花曼舞,都成為我們天賜的浪漫記憶。還有一些思想解放的小同學,與幼師班的女同學已開始在一起學跳交際舞了。夜已很深了,滿寢室的老大哥們都睡不著覺,專等著那位韓姓的小同學回來繪聲繪色地敘說學舞的趣事,大家七嘴八舌地議論著,夜都深了,興奮的勁兒還下不來。老班長一反常態,沒有批評和制止,而是一聲不吭地倚著床頭閉目養神呢!
那時,班里學習氣氛濃還體現在刊物的征訂上。班里50多人,訂閱的各類刊物超過了80份。一位姓劉的同學訂了3本詩歌刊物。剛入校時,他寫了一首愛情詩給我看。詩分為三節,以兩年學習時光為背景,層層遞進,向渴望的愛傾吐心聲,最后一句我依稀記得:“把情致凝到枝頭,只待春風。”很顯然是寫他中學時代的一段刻骨銘心的情感,只是不知道他凝在枝頭的那番情致,這么多年春風是否吹拂呢?在滑師期間最讓我震撼的一件事,就是身上帶有濃郁詩人氣質的鞏姓同學,把他寫的一首詩邀我去看。我的天呀!政治抒情長詩,厚厚的一大本,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那略帶飛草的字跡和長短不一的詩行,帶著他的理想、才情和辛勞,竟然布滿那個筆記本的每頁紙上,初初捧讀,便覺分量是沉甸甸。那些日子,他有點憂郁,常常在夜色里、月光下,獨自在槐林里漫步。我與他也去找過教寫作的老師,渴望指點,尋求發表。老師肯定那首詩見解獨特,發人未發之見,抒人未抒之情,只是內容上有點偏激和敏感,但叮囑他多投投稿吧,或許會涌入哪位編輯的法眼呢!從師范畢業后,雖然也見過他兩三面,但光顧同學間的攀談與熱鬧,未及問他那首長詩后來是否發表,現在還在寫詩嗎?
我那時雖也喜愛文學,但專心的卻是中共黨史。前些日子翻起一大堆筆記,全是我當年關于黨史方面的摘錄。我當時離開家鄉到外地工作,也是因為說好了能在黨校謀一差事才去的,誰知經過兩年的折騰,卻調到縣委宣傳部搞起了新聞,因為工作需要接觸起文學。同學中也有持之以恒、不改初心取得正果的。賈姓同學在學校時就寫劇本,后來參加工作也搞戲劇創作與研究,且成果豐碩,幾次榮獲曹禺戲劇文學獎和文華獎,并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,佳作紛繁如云,榮譽燦若夏花,成為全國屈指可數的著名劇作家之一。業界笑談他到哪里,舞臺竟然會無燈自亮,可見人家的輝煌是自帶流量的。我的詩集《月舟集》便是請他作的序。現在,他盛名戲劇界,所以也因名而累,成年天南海北地跑。去年,他新創作的兩部戲劇好評如潮,驚爆了全國的戲劇舞臺。這是我們這些浮漂之人無論如何努力也是難于做到的。他過去也常來我處閑談,話題很廣,談得很深。我常常把思想、生活、工作的苦惱給他訴,他聽得很投入,勸得也很耐心。我雖愚鈍,但他的兄長風范、諄諄之教,我是不敢稍忘的。只是這兩年各自在工作和事業上忙碌奔波,相見多是在微信里。
年輕人在一起,最有趣的要數談戀愛了。進入二年級,男女同學接觸一多,再加上與純女生的幼師班聯誼活動的頻繁,便傳出不少的戀愛趣事。有奔放熱烈的,如班長與幼師班長“老夭”的戀愛,竟然成了兩個班友好的紐帶。特別是“老夭”,滿口外交辭令,還應邀到我們班講過話,而且很大方地邀請更多的男同學到她們班里去聯歡。也有纏綿悱惻的,當然更多的人還是單相思,一方癡癡冥想,苦苦單戀,一方竟然大大咧咧,全然不知,愁得那老兄躺在床上幾天不吃不喝,苦無辦法。有的厚著臉皮去求愛,當面被冷拒之后,呼天搶地哭個不停,悲痛欲絕的樣子令人心碎。猶抱琵琶半遮面的也有,如趁女同學不注意偷偷塞個小字條什么的,結果被頑皮的同學撿起來,在教室里當眾宣讀,惹得滿身是騷……那一段時間,同學間一會兒談奇聞,一會兒談趣事,花邊新聞很多,緋聞接連不斷,故事的主人公像唱戲似的換來換去,以至于畢業多年,班主任做了我的上級領導,在一次閑談中,他向我求證了當年關于這方面的很多事。啊,原來他也了解這么多呀!其實,那個熱熱鬧鬧的戀愛季過后,真正成為伴侶走到一起的,反倒是當時默默無聲的劉保仁和王文華同學,其他嘰嘰喳喳滿天亂叫的人,基本上都是戀愛彩排。年齡大、城府深的郭睿同學,雖然常常笑而不語,成天把小提琴拉得回腸九轉,惹得大家情感縈繞而解脫不得,誰知道他那時已是做了父親的人,心事比我們更紛繁、更具體、更焦灼、更深沉。許多年過后,那時的戀愛趣事,皆已成了笑談,也只有影子記得,故事留下,但人物都已模糊了。是啊,沒有憧憬和期待,誰還會再去品味那些尷尬呢?
兩年的師范學習生活,細細想來,引發我許多念舊的滄桑和感傷。史侃《江州筆談》卷上云:“學生二十歲不狂,沒出息;三十歲猶狂,沒出息。”狂與不狂,不是人生的狀態,也不是年輕的標簽。它不光與年歲有關,更與未經琢磨過的心野相連。心間空空,多以狂補。攝取的知識多了,閱歷廣博了,心反倒能夠靜謐如月。當時面對的現實,往往超出了我們能夠衡量的尺度,宛如老虎吃天,真是無從下口。因此,失意時,錐心裂肺地痛苦;得意時,也興高采烈地喜悅;但感到彷徨的是苦苦找不到人生的支點,撬不動自己想要撬動的一切,當理想魔力日損于平淡無奈的日常時,才知過去的一切拼搏都顯得蒼白無力,而且閃現每一個念頭,都有可能把過去完整的畫面撞得粉碎。唉,不提它了。現在,有的同學已經去世多年,有的已經漸入老境,有的還在奔波打拼,有的已經聲名日隆,但大部分人還是默默無聞,人生的一切都沒有按照在校時想象的路徑走。當年那些風華正茂的奮發,甚至揮斥方遒的輕狂,俱往矣,好像都在夢幻里。也許我還要寫下去,除了寫點小東西,我還能干點什么呢?人生得失,事業成敗,未及思量,恍惚之間,一生一世就要這樣耗完。這便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宿命。當時,一方面不甘平庸,因為我們趕上了改革時代的開端,心存向往,處處勃發著生機;另一方面又感到困惑的東西不少,有勁兒無處使,所以,只能回到自己的內心去溜達溜達,傾聽一種可以自我安慰的心跳。然而,出生決定未來,出生在20世紀60年代初的人,一出生,一切就已前定了,人生在三年困難時期,長在“文革”動亂歲月,長大又進入改革年代,一切機遇和可能,像初春的山坡,到處是綠草和花朵。然而,根據我的秉性,不會竭力去嘶喊:“請滾開,讓我歌唱80年代!”
在全國大中專院校紛紛升格之時,我的滑師卻變成了一所中學。前些日子,組織上要求對文憑進行重新認證,我找到學校時,過去的舊跡百尋不見,就連原來學校象征的公章都沒有了。物非人亦非,名實皆亡,一切已然蒼茫。離學校不遠處,原來那片低洼的土地,現在粼粼而成浩瀚的水面,水光瀲滟,畫橋煙柳,亦稱是西湖。那段當時還在漕運著的大運河,不見了帆影槳聲,卻成就了一處名勝。還有周日閑逛過的舊街老店,現在開發成了著名景點。離開學校近40年,時常想起那些飄忽著的舊景和形象斑駁的師友,這一切雖像新臺舊戲般的消散,但畢竟還有依稀的記憶在,不過也是大者不知,小者不詳,只是一些片斷了。可惜,關于滑師、關于滑師的學習生活,直到它消逝多年之后,我亦日衰漸老之時,才想起它……
(本版圖片提供:齊丁友)
作者簡介:東坡石,本名王興舟,詩人、作家,中國作家協會會員、中國散文學會會員、河南省作家協會會員、河南省散文詩學會理事、安陽師范學院文學院客座教授。已出版有詩集《月舟集》,散文集《貯云集》《那時花開》《太行風土小記》《夢里 有幾朵花兒在開》等專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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